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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都被上帝召到天堂去啦

2001-04-11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汪继芳 我有话说

编者按:

每天都有新刊诞生,每天也有老刊消逝,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对此关注?

清明节刚刚过去,对人的追忆还在继续并永远不会停止,对刊物我们也应该像对人一样的善待它们,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之一……

由此,我们开辟了“喜新念旧”的栏目,用来怀念、纪念、追忆那些已经失去(逝去)了的刊物……

本文涉及以下期刊:

《翠苑》《朔方》《钟山》《诚品阅读》《星光》《太阳》《光与影》

这么早写“往事”,我觉得很惭愧。但好歹也算是跨世纪之人,所以也就说说“上个世纪”的事儿吧。

最早,我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。读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年多里(1979-1984),差不多写了五六年的小说。夜深人静,提一个热水瓶,去教室里写,上班之后是在办公室里写。每完成一篇,都往文学期刊投,屡投屡不中。终于在1984年(也可能是1985年),我的小说《护》在常州市文联办的《翠苑》上发表了,责任编辑是60年代毕业的前辈校友马凤翔。一定是念在校友的情份,马老师发了我的作品。我这么说是因为发出来的东西面目全非,一个万把字的小说变成了千余字的小小说,原来的题目也改了,内容则从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的生存境况变成了社会对她的关心,像是一篇好人好事表扬稿。不过,就这样我也还是感谢马老师。那年头,人的发展空间很小,一个省只有几本文学期刊,而有点想法的人几乎都在做文学梦,稿件之多之挤可想而知。1985年,女儿出生了,很自然的,我退出了文学青年的行列。

《翠苑》这个杂志现在似乎还在办着。但我从1996年搬家回南京以来,竟然就没见过这个杂志,也没有听说过办这个杂志的人。

重新开始写作是在女儿4岁以后。育儿那几年里,我热衷于读三毛,觉得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生活写好写透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所以,再次提笔我写的是散文。写完之后不投稿,只在写作的朋友们之间传看,普遍的反馈是:这是散文吗?现在当然不成问题。但在当时,散文是中国所有文体之中被认为最高级的东西,既有鲁迅的《野草》、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在前,又有刘白羽、杨朔、魏巍等人的范文在后,散文的文风、题材、意境,早已有了限定,不然,怎么会有如此之问?另外,散文属于名家,似乎更是文坛上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。

当时,我印象里只有一个朋友说我的散文是散文。因为没有投稿,这一轮我受到的伤害不大,随着文化人思想的越来越解放,后来那些不像散文的散文大部分也都发表了。刊发我第一篇散文的杂志是宁夏文联主办的《朔方》。不是自由投稿———1990年春天,我们举家北上,先生去了中国作家协会下面的一个音像公司,我没有工作待在家里。当时《朔方》的副主编潘自强也准备调到这家公司,公司的副总经理黄国光(军队作家出身)知道我在写东西,就向潘自强介绍了我,我把1989年夏天写的一篇散文《我的作品》交给了《朔方》。1990年年底,我回武汉推销音像公司拍摄的揭露假气功的录像片《神功内幕》,突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,他嚷嚷着:“我的作品发啦!”

“恭喜恭喜!你的什么作品?发在哪儿?”

“不是我的,是你的,你写的!《朔方》,题目叫《我的作品》……”

哦,我听明白了。

潘自强后来去了珠海,听说在那边的出版社当头儿。如今《朔方》给我的印象好像也跟《翠苑》差不多,无声无息。

我的成名作《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———圆明园艺术村纪实》是1992年6月30日完成的。全文近四万字。那时,我认识了当时已停刊的《报告文学》主编傅溪鹏,他对我采写圆明园艺术村很感兴趣,看了我的第一、二章后,他在7月3日帮我写了封信,是给《十月》的副主编田珍颖的,7月6日,我把稿子送到了田珍颖的办公室。8月17日,我去《十月》取回退稿,田主编说,这篇东西北京恐怕发不了,建议我去南方的杂志比如《花城》试试。那天出了《十月》,我又去了《中国作家》,将“圆明园”交给了副主编章仲鄂。8月29日,我又去《中国作家》拿回了退稿。当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刘海洋说他认识《钟山》的编辑王干,就这样,9月1日,我又把稿子寄往南京。一个月后,10月28日,王干来北京出差,见面时谈到了稿子,他说编辑部希望我能改一遍,我听懂了他要我如何修改的意思,因为“圆明园”太不像一篇报告文学了,而《钟山》上发这类文体的栏目叫“中国潮报告文学”。我告诉王干我不修改。我不知道这篇东西除了写成这样还能写成怎样。王干见我不愿改稿,就说他做一下删减,拿到《扬子晚报》或浙江的一家杂志去发表,我同意了。但11月23日我接到王干的电话,说编辑部又同意发了。1993年3月3日,一位朋友来电话告诉我,文章已在《钟山》(双月刊)第3期上付排。4月,我收到了王干寄来的清样。几乎同时,我又在北京城里参加摇滚Party、出入于数支摇滚乐队中,采写王干约的《京城摇滚人》(刊于1993年第4期《钟山》)。

王干后来从《钟山》调往它的上级机关江苏省作家协会做创作室的副主任,我也就跟《钟山》再没联系。在我感觉里,80年代曾是文学期刊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《钟山》,如今风光不再,90年代推出“新状态小说”的大气,更是荡然无存了。

《钟山》发表“圆明园”以后,纪实类文字似乎成了我的正业,这方面的约稿开始多起来。那会儿,我住在北京郊区,通邮不方便,联系地址写的是先生的单位,常常是他一回家,我就会得到很多信息。1993年9月9日,先生回来说的是,他接到了台湾来的电话,一家名为《诚品阅读》的杂志想登载“圆明园”,问我同意否。10月13日,先生又带回一个消息,《太阳》杂志想请我开1994年一年的纪实性专栏。

《诚品阅读》创刊于1991年12月1日,由诚品书店主办,是一本有深度、品位高雅、装帧精美的刊物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台湾的杂志。一个月后,《诚品阅读》的总编辑郑至慧、主编王瑞香两位女士来北京,约我见面。我与先生去了她们下榻的五洲大酒店。见面结束后,我先生直说郑至慧厉害,说她敢在男人面前穿着袜子盘腿而坐手里还夹着香烟慢悠悠地聊天。后来我们知道,郑至慧是台湾女权运动的领袖之一,她是作为台湾妇女界的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会议的。

10月21日,我收到了1993年10月号的《诚品阅读》,这一期的主题是艺术村,它报道了世界各地艺术村的最新动态,我的那篇圆明园艺术村被取名叫《瞧!这帮人!》,有两万字的篇幅。以后,我又在《诚品阅读》上发过一篇《北京晚间音乐巡礼》。

1996年春节前夕,郑至慧女士寄来一张新年贺卡,她说“我暂时也变成自由工作者了”。与贺卡一道寄来的还有《诚品阅读》编辑部的一封打印信———“亲爱的朋友:很遗憾在年关前夕来告诉您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,《诚品阅读》双月刊已经因为不堪长期亏损而在日前宣告停刊,去年十二月号已是最后一期。……”信上落款的日期为“1996,2,1”。《诚品阅读》停刊后,台湾曾有报纸对郑至慧有过报道,标题是:

不必操心“阅读”全力投入写作

郑至慧聚焦女性议题

《太阳》是安徽省蚌埠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。当时的主编祖光益先生看过我的“圆明园”和“摇滚人”,便约我开专栏。1994年一年我给他们写了五篇,每篇一万字,按说写满应该是六篇的,但最后一篇实在因为生活里的琐事太多,终于没写出来。祖先生对于我的“欠债”虽然无奈,但好像也没怪罪,反而写了一篇“主编的话”,向读者做了说明。今天我还记得他在那番话里提起我在采访中相机被偷的事情。当时相机里有我拍的现代舞,大约有十来张金星(那时金星还是一位男士)在排练场练功的镜头。直到现在,想起这事儿我仍然惋惜不已。

给《太阳》撰稿,我拿到了当时对我来说较高的一笔稿酬:千字80元。但1999年我再给《太阳》写文章时,它的稿酬是千字30元,为此,祖先生还在电话里特意说明他们目前的困难。

2000年的一天,因为有人要以优厚的条件购买期刊,我马上想到了祖先生。我知道为了维持这本杂志,祖先生同时经营了一家太阳家具城,《太阳》之所以能办下来,是因为家具城还在运转。电话打过去才知道,《太阳》已经停刊。这又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情。

几乎与《太阳》同时,《星光》杂志的编辑也开始找我写稿。《星光》值得一说的地方是,它是内地第一本中外合资期刊,中方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外方是胡仙女士拥有的新加坡星岛报业集团。

找我约稿的编辑名叫周蔚。认识周蔚前,我先认识的是他的姐姐毛毛(周葵),毛毛那几年经常从江苏盐城来北京举办个人画展。毛毛自学成才、画风奇异,物质生活与精神状态常常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周蔚的状态表面上比毛毛好一点,除了画画,他毕竟能做文字编辑,并且是为《星光》工作。有一天,周蔚在电话中告诉我,他在朝阳区的高碑店南上坡租了一处农民的房子,说以后就可以画画了。跟周蔚聊得最久的一次是他来我家。那是1994年2月9日,正是大年三十,知道他不回家过春节,我就把他请到了家里。他不是那种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人,他有些拘谨,温和,亲切,讲礼节。那天,他述说了自己来北京最终是要画画的心情。

周蔚多次向我约稿。现在统计起来,1994年一年,《星光》上共发我四篇文章,1995年第1期还有我在上面登的最后一篇文章。这以后,我再没有看到过《星光》。

不光看不到《星光》了,连责编周蔚也音信全无。

对于一个撰稿人来说,没有什么消息是比“某某杂志停刊啦”更坏的消息了。偏偏2000年年末,我听到了《光与影》要停办的消息,那是杂志的副主编沈晓平当面告诉我的,他先是向我要一篇关于“民营电视”的稿,然后说发完稿杂志就停啦。为什么?我跟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一样问了一句。沈晓平一副懒得解释的神情。我记得1998年的沈晓平可不是这副模样,那时,他召集了王干、叶兆言、苏童等一大批江苏大腕开策划会。由于《光与影》是从同名的摄影杂志改版的,那次的策划会大家还就应不应该改版的问题进行过小小的论证。几年过去,我觉得,《光与影》的改版是成功的,沈晓平的心血没有白费,可以说它是近年来江苏省办得最好的一本综合类杂志。

最后一期的《光与影》出得非常慢,沈晓平似乎攒足了劲来做最后的晚餐。一直到2001年2月,人们才看到了《光与影》的终刊号。而且杂志出了一个似乎是不应该有的错,2000年第6期印成了2001年第6期。这最后一期的“编者的话”写得颇有些辛酸:

“每天都有读者追问,为什么要停刊?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“如果你还是要问:《光与影》就此完蛋了吗?

“我只能告诉你:没有,它投胎去了。……”

不过,我更愿意说,无论是《星光》、《诚品阅读》,还是《太阳》、《光与影》,他们都被上帝召到天堂去啦。在尘世行善者,是要成为天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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